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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的时机选择和走向分析

随着中国商务部7月10日发表《关于301调查的声明》,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完成了第一轮的双方官方推手。从美国政府18年3月22日发表301调查报告,到过程中的几轮高层互访,再到最近双方正式开始加税,美方不可谓不来势汹汹,中方倒也如意料中如约应对。全球前两大GDP国家真正走到互加关税这一步,确实是多数人所不愿看到的,赢输高下也绝不是一句伤敌八百自损一千所能概括。政治、文化、经济、选举,太多的因素是矛盾的影响因素,各方学者专家的相应讨论也已很多;笔者曾经主修国际政治,现在从事中美跨境金融,于是也尝试从粗浅的历史视角和金融环境贡献一些关于摩擦发生时机和短期走向的视角。

这次“贸易战”的最早的迹象,可以追溯到特朗普竞选时期:早在那时,他已强烈表达了对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承担过多责任而没有获得应得利益的不满。可惜的是,特朗普的当选,虽然在美国精英阶层造成强烈冲击,公众视野却鲜见真正有深度的、对相应社会问题和其所可能导致的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分析。很多人更愿意把他的这次成功,当作一次偶然事件、一次狂人的侥幸,而忽略了背后反映出的诸多深层因素加成:世界力量格局、产业分层、经济周期变化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美国民众和决策阶层真正的内心变化。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次“中美贸易战”,不如说是美国主动向全球现有贸易经济秩序的一次发声。这从特朗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的态度已表露无遗。只是中美作为当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作为依然被视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代表,其间的直接摩擦更引人关注而已。因此,理解特朗普选择开打贸易战的时机,仅仅从“中期选举”归因未免天真。美国作为现有世界秩序的主要缔造者、维护者和实际得益者,追求的并非推翻现有规则,而是强化自己在规则中的话语权,乃至增添更有利自己的新规则。而最好的时机,就是当下:美国已走出08年危机低谷几年,经济复苏势头强劲,联储加息更再一次把主动权掌握在美元手中;欧洲一体化遭遇挫折,经济复苏乏力,内忧外患;而中国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正要成为可以左右“大陆中心岛”的新势力。

从经济上看,美联储的每次加息,都是一次剪羊毛的过程,也都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波动。88-89年的一轮加息,背景是87年的美股大跌和之后救市的迅速介入,这轮加息后,发生了第一次海湾战争;94-95年的加息,引来了其后的亚洲金融危机;99-00年加息,随后互联网股市泡沫破裂;而04-07为抑制房地产泡沫进行的加息,也以08年的金融海啸告终。加息也许并不是这些波动的直接导火索,但由于美元全球基准货币的地位和靠军事力量稳固的霸权,美联储加息一次次导致了新兴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和经济调整。此轮贸易战发起的时机,正是美联储再次持续加息且预期仍然强烈的大背景下。这种压力下,新兴市场的流动性紧缩在所难免,欧洲市场更是不敢轻易退出宽松政策。在这种全球经济复苏再次由美国牵引并掌握主动权的节奏下,无论是意愿还是能力,美国都抓住了一个再次调整利益分配的好时机。在其他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紧缩环境下的经济增长压力面前,美国挥舞的贸易制裁大棒更容易得到加成。

从政治上看,国际方面,中国的崛起是这两年任何人无法忽视的事实。不论是中资企业和华人群体在欧美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还是一带一路计划的大国雄心,都使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则由于经济复苏乏力、英国退欧、难民问题和意大利等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而摇摇欲坠,美国在中东等地也被几次战争后深陷泥潭的经历所困扰而意欲后撤。原来的传统盟友内忧外患,与自己长期意识形态不同的东方大国却强势发展,美国在国际事务版图上的危机感可想而知。国内角度,中期选举当然是特朗普关心的一次大考,但是一个经常出言不逊黑白通吃的纽约地产开发商,他最在意的一定不是虚名,而是实利。他背后站着的是哪些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现有的贸易经济格局下存在哪些不满,就是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特朗普从年轻时接受奥普拉的采访开始,就屡次表达了对偏重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利益的美国政治的不满;身居大位,他自然有尝试亲自动刀解决问题的野心。更何况,这几个月来向全世界开炮的贸易战决心,已经帮助这位推特治国的商人总统,达到了历史前三的总统民众支持率。

经济上联储加息和美国强势经济的筹码,加上国际国内政治的双重需要,都构成了此次贸易摩擦的基础。那么下一步要打多久呢?特朗普政府达到什么目的才会“停战”呢? 现在的形势是,对华征税第一波$340亿商品已经在7月6日落地,剩下的$160亿也会在两周左右落地,这就在月底8月初完成了第一批$500亿的名单。而新的$2000亿商品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就绪,按第一批名单的速度,没有新消息的情况下应该也会在9月底前逐步落实。中方料想也会同样应对,再加上一些实施过程,基本中期选举前可以见到对双方贸易的实质影响,短期发布的数据应该可以看到明显变化。但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在华企业相关非关税措施,同样援引商务部的声明,“质量型和数量型并举”,也势必会对美国商业巨头们产生重大影响。这恐怕就会直接导致相应游说集团在政府内部的协调和施压。与此同时,刚刚过去的美国7月11日,美国参议院已经以88对1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针对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非约束性提案,寻求限制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进口商品关税的总统权力。尽管这个投票不能立即阻止贸易战,却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一个信号,即虽然现在国会由共和党主导,但也反对特朗普政府在关税问题上走得太远。

可以想见,开弓难有回头箭的$500亿和$2000亿,肯定会很快逐步落地,并对短期数据产生影响;但从中期来看,面对企业家阶层的游说压力和国会的政治平衡,此次贸易摩擦也不会像美日当年那样旷日持久,应该可能在18年年底19年年初尘埃落定。不过此番摩擦产生的长期影响,就绝非半年一年可能消退,中国的崛起,将遭遇的也远非英美、美日这种GDP排名第一第二的国家间所可能面对的“修昔底德陷阱”。如何面对接下来可能应对的经济和政治挑战,如何在不断形成的新的国际格局和经济力量角力中稳步前行,相信会是我们长期乐于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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